加强执行异议裁决，对于推动人民法院自我革新、自我约束，增强全社会法治观念，实现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”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。

　　在民事案件的执行中，人民法院为及时控制处置与被执行人有关的财产，受财产权属形式审查等因素的影响，执行行为有可能出现侵犯当事人、利害关系人或案外人合法权益的情形。对此，我国民事诉讼法分两种情形规定了救济途径。一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，当事人、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，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，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，理由成立的，裁定撤销或改正；理由不成立的，裁定驳回。二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，执行过程中，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，理由成立的，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；理由不成立的，裁定驳回。

　　以上规定，初衷是为了规范法院执行行为，为对执行行为或执行标的持有异议的当事人、利害关系人或案外人提供救济途径，保护其合法权益。可是，实践中却出现不少被执行人对债务履行心存侥幸，千方百计地隐匿转移财产或与案外人串通，为执行实施设置障碍，甚至利用执行异议来规避执行，企图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。不少执行异议案件在“合法权益”与“规避执行”之间的判断上较难识别，似是而非、模棱两可，存在调查取证难、法律资源不充足和法律规定不明确、不统一的问题。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信息化建设和执行体制机制改革等执行攻坚力度的空前加大，各地法院执行结案率显著提高，执行异议案件受理数和结案数也随之呈现显著增长态势。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统计，2018年1月1日至6月8日全省法院共受理执行异议案件5342件，同比上升177.65%；结案4466件，同比上升347.94%。显而易见，改革攻坚为破解“执行难”积蓄了强大势能，解放了执行生产力。虽然执行异议案件量占比执行案件的总量不高，但加强执行异议裁决，对于推动人民法院自我革新、自我约束，增强全社会法治观念，实现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”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。

　　加强执行异议裁决，要下大力气推进审执分离体制改革。长期以来，旧有的执行体制机制存在系统性问题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前，各地法院执行异议裁决权与执行实施权普遍归属于执行局，这使得执行异议裁决难以对执行实施发挥监督制约作用，而且制约执行效率。如有的执行案件承办人既当“执行员”又当执行异议“裁判员”，影响公正处理案件，存在廉洁风险；有的执行案件承办人漠视执行异议权，对提起执行异议的案件既不移送立案也不回应，甚至一度因案件长期积压而产生“抽屉案”；有的执行法官“在路上”成为工作常态，很难分出精力处理执行异议，不利于其轻装上阵聚焦财产查控处置。这些问题表明，执行异议审查对于执行实施无力发挥监督制约作用，一定程度上滋生了消极执行、选择性执行和乱执行的现象，成为执行申诉信访数量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。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（以下简称《决定》）。《决定》提出：“完善司法体制，推动实行审判权与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。”在最高人民法院加强顶层设计，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，试点法院积极探索创新，审执分离改革取得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。亮点之一是将执行异议裁决权与执行实施权在法院内相分离，通过组建执行裁判庭，将执行异议裁决权剥离出执行局，由执行裁判庭专门行使，而执行局则专门行使执行实施权，目的是实现以审判权的方式监督制约执行权，助力提升执行案件质效。这项措施一方面突出了以审判权的方式监督制约执行权，提高了执行的公开度和透明度，为执行公开公正充实了制度基础；另一方面有利于为执行实施减轻负担，使执行人员专注于执行实施，可进一步解放执行生产力，提高执行效率。

　　虽然经过两到三年时间的奋战，执行难工作已然破题并取得重大突破进展，但是一些长期困扰执行工作的问题和矛盾短期内不会消除，一些制约执行质效的顽固性因素仍将长期存在，三年攻坚战结束后，在总结前期经验基础上应加快巩固和发展执行长效机制，为最终从根本上解决执行难问题打下坚实基础。笔者以为，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，应持续大力推进执行体制机制改革，将执行异议裁决权彻底剥离，完善执行异议相关改革配套措施，以制度形式巩固改革和发展改革成果，防止内部监督疲软。同时，抓紧就执行异议的申请、立案和移送审查流程标准作进一步的明确和统一，清理各地方关于执行异议的司法指导性文件，完善立法，统一法律适用。(选自人民法院报)